亞太堅韌研究基金會（簡稱「亞堅會」）及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米勒公共事務中心，11日上午在東方文華飯店舉行「失控的世界：COVID-19 起源及因應」講座，邀請前美國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現任胡佛研究所傑出訪問學人博明（Matt Pottinger），以及其妻前美國CDC病毒學專家、公衛專家楊小燕（Yen Pottinger）出席與談。
亞堅會創辦人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教授林夏如開場致詞中表示，隨著中國邊境開放、當前各國陸續開放旅客往來，將面臨疫情帶來的全新挑戰。「我們是否已記取教訓，建構更科學化、更完善之防疫制度，為下波疫情來襲之前做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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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開放邊境、解除清零，但準備好了嗎？
針對中國過去三年的反應，博明強調要分別看是中國人民還是中國政府，「如果看中國醫護、醫事人員，我們看到非常令人佩服的專業和標準，很多重要資訊都不是透過官方正式管道，像李文亮醫師及其他醫師也發出警報，這些照顧病患的作法都是透過醫護人員進行優化，像是氧氣照護優化，但中國政府仍禁止他們分享這些資訊。」
博明也提到，還有一些很有勇氣的科學家，開放病毒基因序列，「如果沒有這項作為，世界上也無法開始著手進行疫苗開發，以及快篩、診斷的發明。甚至在2022、2023年中國政府的反應比SARS來得更糟，因為他們由上而下掩飾疫情的爆發，也否認疫情存在，讓中國政府不會受到指責，直到有醫師很勇敢站出來指出政府在說謊，當時有WHO的領袖也願意站出來表示中國必須更開放。」
楊小燕表示，中國現在解除清零政策，但可以看到中國這3年並未做好準備，包括疫苗施打、抗病毒藥物的準備、訓練足夠的醫護人員，「接下來即將來到的春節，面對春運大小城市的互通，而這些小鄉鎮正是疫苗覆蓋率最不足的地方，將是一段黑暗時期。」她認為針對這段時期中國做的準備少之又少。
博明：民選出來的領袖必須對選民負責
林夏如接著問道，人類從這次疫情學到什麼？從美國、亞太地區有哪些經驗可以學習分享？
博明先表示，過去擔任記者時並不了解政府內部一些情況，但當他親身參與並回應疫情危機時，「我發現有一個傾向，所有社會包括像台灣、美國這樣自由民主的社會，會假設政治決策是一個讓人分心的事或是一個障礙，最好的就是官僚放一邊，讓公衛專家做他們該做的事，但事實上這是錯誤的模式。」
他認為，民主政權的優勢就是民選出來的領袖必須對選民負責任，「民選代表有好的判斷力、蒐集資料、接受專家建議並做決定，現在有過多的重點放在政治家站一邊，一切就會很順利，我覺得這是一個幻想，如果有一個政治流程讓政府政策決定者必須負責，特別是在疫情回應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政治的判斷做出來後，也可以彌補專家早期的一些錯誤。」博明舉出像是以下4點：
1. 有專家認為絕對不要關國境，因為這樣疫情只會蔓延到其他方向
他指出當然中國現在也學到，這樣做沒辦法停止疫情，「但在早期還未有足夠資訊時暫時關國境，就能緩住疫情的蔓延，準備篩檢、疫苗、警告大家去買口罩、政府庫存口罩。」
2. 有專家認為新的疫情、新的病毒不太可能有無症狀的案例
博明表示當時中國告訴WHO一定不會有無症狀案例，「後來從非正式管道當中得知，這個神秘的新病毒其中一個特性就是會有無症狀傳播，代表流感的做法現在完全不管用了，因為流感的對應方法當中不是去做篩檢，而是診斷是否有人發燒、喉嚨痛、流鼻水等，如果有人沒有任何症狀又沒有做任何舉措，基本上整個措施並沒有發揮效果。」
3. 有專家認為不需要戴口罩
博明指出當時有公衛專家對美國民眾說不需要戴口罩，「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宣告，也造成很多困擾，當時有些人並不是專家，跟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人民交流後，才發現這些地方傳播比較慢就是因為有戴口罩。」
4. 有專家針對當時疫苗開發的方法有疑慮或懷疑，說要18-24個月才有辦法發展出新疫苗
博明表示，mRNA疫苗的確有許多人懷疑其對照性，一些公衛專家認為應該提供所有疫苗發展足夠的資金再去做試驗，然後看哪個疫苗較有效。「後來在美國納稅人資金的支持下，發現最有效的疫苗就是mRNA，當時媒體傾向不要把這個議題政治化，政治化其實常常是民主體制對這類危機的反應。另外如果我們都使用技術性的作法，只問專家什麼好、什麼不好的話，反而會導致一些暴政。」
對於博明的看法，楊小燕表示大致上同意但有一些不同意，「我認為決策做出來當然是要由這些政治人物，在有究責的前提下做出來，而科學家有可能會犯錯，但我認為對於大眾的溝通必須改變。」
她強調，當時面對一個新病毒會無症狀傳播，有些科學家過於傲慢，「他們認為可以使用流感這樣的模式就能應對新病毒，事實上卻不是如此，我們應該保持謙卑，要承認自己有所不知。」她也提到不同政府會做出不同決策，「我會說大部分科學家做的事情是以他們當時所知做的決定，提供公衛的建議，但病毒也不斷進化，想法做法也會跟著改變。」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亞堅會董事詹長權接受《信傳媒》會後訪問時表示，「這次大流行危機中的防疫決策受到人和機構互動的影響，政治領導人要為決策負最終責任，公衛專業是好的防疫政策的基礎，但是創新且更快速有效的決定要參採不拘泥窠臼的意見。」
詹長權指出，川普低估疫情嚴重性導致美國太慢採取公衛防疫，就是被感染控制傳統思維幕僚限制下的政治和專業不好的互動的結果。「但是川普他大膽採納民間意見，破除傳統上疫苗開發核准製造的限制所推動『神速計劃』，讓人類能夠在一年內成功開發且廣泛接種mRNA疫苗、減低新冠死亡，則是政治和專業好的互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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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美國政權轉換後，仍無法預防更多確診？
對於台灣在新冠疫情3年的防疫作為，楊小燕稱讚表示，「我認為台灣一開始就設立了很好的榜樣，把國境關起來。還有一個關鍵就是使用電子資料，同時又尊重隱私的前提下，讓個別公民的身分證號碼跟健保資料、指揮中心資料串連來做檢測，這是第一年非常成功的關鍵，讓台灣的死亡率、傳播率都很低。」
楊小燕提到，美國過去花很多錢針對愛滋病毒、瘧疾防疫，「卻沒有把個人身分證號碼串連在健康系統上，因為我們有不同州政府和健康主管單位都沒有彼此溝通，所以台灣是很好的例子，早期反應能減緩疫情帶來的影響。民眾也信任政府，配合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即使在戶外也是乖乖戴著，在美國戶外是沒有一個人戴口罩的。」
詹長權也提到，病毒不斷演變，台灣有很多非藥物的公衛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避免群聚，早在WHO對世界發出警訊之前就研擬這些措施，有很多島國如台灣、日本、新加坡、澳洲、紐西蘭，很幸運在疫情最開始逃過最大的傷害。
不過他也好奇，疫情第一年Delta侵入很多國家，現在第三年Omicron是主流病毒株，看到全球確診數開始增加，「特別是在美國冬季情況很不妙，美國現在死亡數也超過了110萬，而美國政權從川普換成拜登，有這麼多工具供拜登使用，但為何美國即使在政權轉換後，仍無法預防更多的確診和疾病的蔓延？」
楊小燕表示，美國是自由意志主義國家，「我們有一些政治領袖會告訴公民他們的想法，但美國人最終會做自己想做的事，當然這也是民主的一部分，但很可惜我們也因此付出代價，有很多人死亡，直到疫苗是一個轉捩點，疫苗無法預防感染但可以確保很多人不會死去。」
博明則表示，「我很同情拜登政權的官員，在前幾週對抗疫情對我來說是壓力最大的時候，我們學到的教訓、累積出來的經驗是要好好應用的。」他強調美國人的特質是不喜歡被政府命令必須要做什麼，「事實上我們在疫苗覆蓋率的部分做得很好，但也花了很多時間說服不認同的人去打疫苗，如果我們不去強迫也許他們比較願意去打。」
楊小燕：國家主義跟疫苗開發兩者不應綁在一起
最後問到在這次疫情中人類有哪些重大突破？
楊小燕提到，每個疫情都會讓所有醫療產業都往前邁進，不論是COVID-19或是癌症，「很多研究員一夕間開始做很多新冠病毒的研究，以及像是mRNA疫苗是最大的科學突破，mRNA技術會推動一個嶄新的疫苗時代，不論是針對新舊病毒，可能舊的疫苗不管用，但現在有新科技可以重新評估這些疫苗。」
楊小燕認為在這次疫情最大的突破正是新冠疫苗把奈米、分子、蛋白質做最好的利用和發展，在MERS和SARS-CoV-2病毒方面她也希望可以繼續發展。不過她強調，「國家主義跟疫苗開發兩者並不應該綁在一起，這對民眾不是最好的，應該放手給科學家決定要用什麼，而不是認為一定要開發自己的疫苗來做證明，這對公民和公衛來講都不是一個福音。」
最後她也補充，過去並未預測到新冠病毒會如此快速變種，「但很幸運過去一年Omicron是大主流，現在會繼續觀察2023年是否隨著中國疫情上升會有更致命的變種病毒出來。大家的想法是病毒在突變時會降低感染力，但我認為不一定如此，Delta是感染力更高且更致命的，我們不知道Omicorn未來的方向，以及下個變種會往哪個方向走。」
楊小燕認為在這樣不確定的變化下，保持謙卑的態度，政府與科學家、民眾的正面溝通互動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