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10月13日，結構群簡體書店有一篇賣書的文章意外地獲得了700多轉貼而被關注，這本書是2020年由一位古典學教授Caterine, Christopher L.所寫的「離開學術界：實用指南」（Leaving Academia: A Practical Guide）（隔年出版的繁體中文版書名為「離開學術界：善用學術功底、補足跨界就業力、調整溝通方式，Step by Step從為學而活到學會生活，無痛開啟多元職場」)，也許是因為這本小書的標題直白地講出很多人心底有過的小小念頭，所以自然引起很多人的興趣而也就跟著下單訂購。
這波「離開學術界」的議題，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席捲歐美各國的社福、教育和勞動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其對於高等教育的改革，除了財政撙節以外，更強調競爭與績效管理，鼓勵大學面向市場尋找資源。在台灣，1990年代後伴隨高教擴張出現的重大改革則有校務基金、競爭型經費與評鑑制度等，使得大學校園內的勞動環境劇變，已經很難說學術工作令人嚮往了。
踏上學術工作的機會成本
如果是以全職學生身分就讀博士班，這個生涯選擇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其中最大的機會成本就是放棄上班工作的收入，在學校工作接受獎助學金補助，依據2022年台大研究生協會的調查，有工作的台大博士生平均月收入大約為3萬5千元，另外也有15.5%的博士生校內工作月收入不到2萬，這樣的收入頂多是維持基本生活開銷，無法儲蓄薪水。
另一方面，博士修業期間對許多人的年齡而言，已經進入成家立業階段，如果要平衡學業與家庭，通常勢必會延後成家的時間，或著許多人也可能為了維持家計而放棄博士學業回到職場。總之，就讀博士班的機會成本，包括了放棄職場的工作收入，以及延後成家時間。而為了維持收入而工作本身也可能延後博士班的修業時間，依據2015年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台（NPHRST）對博士修業年限的分析來看，博士班的修業時間正在成長，2011年畢業的博士，平均修業時間已經超過6年。
僧多粥少為什麼？
在談大學工作環境的惡化，許多人一定會提到高教擴張使得博士變多了，但實際上沒有那麼多的缺提供給博士。確實，2000年的時候國內博士生才13000多名，10年後在2010年就增加了約150%，來到34000多人，2000年畢業的博士只有約1400多人，到了2013年卻幾乎翻了3倍，該年畢業了4200名博士，近年每年也都有3000多名博士，這些都還不包括海外留學歸來的博士，再加上少子女化效應造成學生人數變少，台灣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容納這麼多博士有必要打個問號。
如果進一步檢視大學的生師比，卻可以發現我們的大學生師比跟國際水準比較來看並不佳，2020年OECD國家高等教育的生師比為15.1，台灣卻高達21.7，如果要追上OECD的標準，顯然應該要增聘更多博士。然而現實上由於這些缺沒有被釋出，許多博士無法取得正式的大學教職缺，輾轉在學界從事各種不穩定的工作。
不穩定的博士就業
博士班畢業後，如果要繼續在學界工作，在尚未取得正式教職之前，通常會有三種工作可以選擇，分別是兼任教師、專案教師，以及博士後研究，這些都屬於不穩定的就業狀態。兼任教師周遊於各大學教課，專案教師則是與大學簽訂定期契約的編制外人員，大部分的博士後研究則主要在執行大學或是國科會的計畫。
台灣的大學專任教師人數大約在4萬人上下，兼任教師人數與專任教師人數則是1：1，其負擔的教學任務與專任教師相當，其中自2007年到現在，有博士學位的兼任教師從10000人增加至15000人。不過兼任教師只有在學期有課的時候才有收入，也就是說扣除寒暑假後僅有9個月的收入。同時兼任教師的鐘點費也被嚴重低估，不僅在1993-2014年被凍漲，之後即使調漲，也僅限於公立學校兼任教師，許多私立學校並沒有跟進，有些學校的兼任教師鐘點費甚至不到700元，所以假設一位兼任教師在該校兼課10學分，一個月也頂多只有27000的收入。因此對於許多私立學校而言，兼任教師的人力支出相當便宜。
編制外的教學人員，也就是所謂的專案教師，其人數也在成長，從2017到2022，專案教師人數已經從2700人成長至3900人。本來只是作為短期人力補充機制，許多人都屬於1年1聘，最長不超過3年，因而成為大學彈性運用人力的手段，通常專案教師需要負擔的教學工作沒有比專任教師少，因此經常有所謂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同時擔任專案教師並不保證能成為專任教師，因此對專案教師而言，教書之餘仍然需要費心思在研究與發表上。
最後，許多博士畢業後也會選擇擔任博士後作為暫時棲身之處。目前國科會補助的博士後人員大約有2500人為最大宗，其他計畫與研究單位也有博士後的身影。博士後的契約大概只有1-3年，時間到了就要再找下一個博士後職位，屬於不穩定的就業。有些博士後的工作甚至與自己的的研究無關，因此必須犧牲更多生活時間來拚發表。
學界的高工時與性別不平等
許多新科博士面臨就業不穩定的困境，但擁有正式位置的教授卻也面臨過勞問題。依據NPHRST執行的「2020年國內大專教師與研究人員職務內容與時間分配調查報告」，其中發現未滿35歲、35至未滿40歲，40至未滿45歲的教學人員，在學期中的工作時間每天平均分別為9.9小時、9.3小時與9.1小時，每周工作天數則為5.8天、5.4天、5.3天。如果將上述數據換算為周工時，則這個年齡層的教學人員每週工時大約比原本每周正常的40小時工時多出8-20小時不等，相對於目前2020年全時工作者平均周工時41.8小時也高出甚多。另外這份調查也有問到「工作職務內容與時間分配理想與否」，其中有38%的教學人員認為不理想，主要填答認為不理想的年齡層集中在50歲以下。
在高工時、高度競爭與不確定的學術工作環境中，女性還會同時面臨生育年齡以及家務與照顧工作的第二輪班困境，進而比男性更難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也不利於在大學中升遷，使得大學的教學人員呈現嚴重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在台灣，即使兩性取得大學學位的占比已無明顯差異，2020年學士畢業生中女性占比為52.7%，但是博士畢業生僅32.7%。而2020年高等教育機構中女性教師占比也僅有36.4%，低於OECD國家平均的44.9%。
一起改變大學的未來
要改變學術工作的過勞情形，首先還是要提高公共預算增聘人力降低生師比，這除了降低目前大學教師工作負擔，也有助於緩解目前大學教師高齡化的問題。另外博士生到博士後的支持制度也需要強化，這不只是單純提高補助，而是其研究生涯如何能與個人在進修階段面臨的婚育需求調和。
大學教師也應該在工會的基礎下集體協商勞動條件，對大部分的學術工作者而言，仍然很習慣強調個體自主以及歸因個人努力的工作文化，也因此陷入了無限的過勞競爭無底洞。要看穿這些幻象（illusio），唯有揭露這些工作文化背後的競爭制度與環境，並且採取集體的形式例如透過工會組織談判重新議定，才有可能修復勞動條件每況愈下的學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