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十九世紀腳步的靠近，逐漸陷入困境的中國，就算經歷西力東漸和包括戰爭在內的與西洋列強交涉，整體結構依舊沒有改變。就制度構成的整體而言，只改變了非常小的一部分來因應。無論是對外關係方面與列強締結條約、貿易方面出現買辦，或是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主要港口等，都是如此。就算做出了部分改變，但由於中國非常廣大，對比之下無法掀起更大的漣漪。
西方來的「衝擊」，中日反應大不同
如果將十九世紀中西洋的推進視為「衝擊」，那麼並沒有從中國得到衝撞後應該會發出聲響的「反應」。比喻來說，這個「衝擊」被吸收了。廣大清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就好像是一座巨大的高層建築，屬於能夠吸收「衝擊」的「軟結構」。介於「游離」的政治和社會之間的間隔領域之大，以及社會具備的高流動性，創造出了這個柔軟的結構。對於條約的認知不如西洋所期，這種政權的思考方式來自於與戰爭或交涉現場的巨大隔閡，而買辦商人也是清代中國的經濟結構脫離政治之下的產物。另外，人們為了通商而從各地蜂擁而至，進而逐漸興起的上海，展現出的也是社會的流動性。
與此相比，日本則是完全相反。日本對於「西洋衝擊」，產生了衝撞後就會發出聲響的「反應」。黑船來航和隨之而來的西洋列強外壓，讓持續二百年以上的德川體制畫上休止符，十年內就展開了明治維新。這個過程不僅僅是政權輪替，更是日本整體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一大變革。
進入十九世紀前，政治、經濟、社會皆陷入困境，關於這一點，日本和中國相同。規模和時期雖然略有不同，但都受到西力東漸的影響。然而，對於「西洋衝擊」的「反應」，中國僅止於部分改變，而日本則是走向全面性的變革。究竟哪裡不一樣呢？值得注意的是流動性和凝聚性的差異。
結束「鎖國」的日本
日本在江戶時代，尤其經過十八世紀後，以列島為單位，逐漸形成緊密的社會結構。能夠有效管制貿易和對外關係也是其中一個面向。然而，黑船來航和條約的締結讓這樣的管制出現破綻。由於其構成體是緊密凝聚在一起的整體，因此無法像將一部分換成別的東西一般，進行部分改變。當對外關係出現破綻，也會波及其他部分，使得對內的政治和經濟也要進行大的變革。由於無法各自改變一小部分，只能夠改革整體。
與外國來往，締結條約，這動搖了「鎖國」的體制，創造出必須得到天皇勅許才能簽定條約的情勢，這使得朝廷和幕府間的權力關係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並改變了幕府和西南雄藩間的權力關係。締結條約後開港，這使得貨幣制度和匯率陷入混亂，從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至一八六六年（慶應二年），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物價就暴漲了十一倍，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封閉系統」的循環結構已經無法續存，國內自給自足式的市場結構也必須以貿易為前提，進行全面性的改革。根據「士農工商」的上下身分秩序，公權力和民間合為一體運作的社會治安維持，也失去了效力。草莽志士的政治運動和恐怖攻擊也遠遠超過過去偶發的一揆或毀損的規模，變得愈來愈頻繁，這也是社會治安失效的一種表現。在混亂之中，人們開始意識到有必要創建名為「日本」的主權國家，換句話說就是創造不同於過去德川時代幕藩的體制，整合政治、經濟、社會。
對於熟知東亞近代的人而言，幕末維新的日本最明顯的不同在於日本能夠立即如西洋所期望的方式解釋條約內容。對於現在的我們而言是理所當然的這一件事，在當時卻是非常少見。如之前看到的清朝，以及朝鮮、越南，或是其他國家，對於他們來說這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日本認知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感受到被強迫簽下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以及必須扳回一城的使命感。如果說這些能量是攘夷、開國、倒幕、佐幕等推動幕末時代的原動力也不為過。若想要雪恥並扳回一城，則不可能仰賴德川的幕藩體制，而是必須根據西洋式的國際關係，建立內政與外政的機構。因此明治維新可說是必然的結果。
「軟結構」與「硬結構」
如果說清代中國是間隔領域大、富流動性的「軟結構」，那麼德川日本就是間隔少、富凝聚性的結構，也就是「硬結構」。日本類似於小巧的房屋，建築結構沒有縫隙且堅固，雖然對於小的衝擊不為所動，但只要遭遇大的衝擊，則會動搖整體的根本，甚至有可能會倒塌。而「西洋衝擊」就是這樣的巨大衝擊。正因如此，必須重新建構出可以承受這樣衝擊的結構，必須重建日本。
日本史會使用「開國」二字。這是「鎖國」的反義詞，代表開始與外國交際與通商。然而，中國史不稱「開國」。「開國」在漢語中原本代表的是建國之意，現在的中文也具有同樣的意義，不具有對外開放的意思。因此，中國史將十九世紀中的條約締結稱為「開港」。這個詞彙上的差異，或是中文給人感覺上的差異，其實也是日中兩國歷史過程上的差異。
說到日本史的「開國」，給人國家整體開放的感覺，符合引發明治維新的過程。相對於此，中國說到底都僅是「開港」。也就是說，僅開放新的港口與外國進行貿易，國家整體的結構並沒有受到外國直接的影響。又或是說對於外國是否真的採取開放的態度，這一點令人懷疑。從「開國」和「開港」的一字之差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可說是妙不可言。「開國」來自於日本的凝聚性和「硬結構」，而「開港」則來自中國的流動性和「軟結構」，這與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歷史過程都有很大的關聯。而國（整體）和港（部分）的差距最終加深了日中的對立，造成「反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