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武漢肺炎疫情打趴了全世界，嚴重程度甚至超過了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與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不少人甚至預期這個疫情會重整國際秩序，或起碼改變了我們所理解的全球化操作樣式。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武漢肺炎已經對我們過去熟悉的社會與經濟生活模式帶來新的變化，正如同911事件後，全世界必須將反恐作為社會互動的考量一樣，現在因應防疫的相關舉措也會成為後疫情時代社會與經濟活動的重要標記之一，而這對於區域整合規範與國際秩序會帶來重大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因為在防疫作為表現優秀，隨著全世界疫情日益嚴重，台灣受到的肯定日增，國際聲譽日隆，甚至近幾年來國人最沒自信的經濟表現，台灣也是名列前茅。
對內：疫情讓台灣重新肯定自己
對內而言，國際聲譽鵲起給台灣人民新的民族自豪感。過去台灣視自己為亞細亞的孤兒，更是國際社會棄子，是個國際爹娘不疼，被迫強顏歡笑與強權搖來搖去的舞女。但武漢肺炎期間所受到的國際肯定，讓國人發現台灣其實很不錯，是個有能力的國家，是個具人性治理的社會，強調自己是台灣人不只是為了與中國人做出區別，更有一份驕傲感在其中。
而過去被大家罵到不行的健保制度，在武肺疫情後讓國人發現這個制度是台灣之所以能夠抗擊疫情的重要關鍵，也是台灣獲得國際肯定的「制度優勢」，成為國民在疫情期間維持對國家信任感的來源，現在更升級為社會團結的基礎，變成鞏固台灣民主體制的重要成份，進入了准憲政建制的地位。
對外而言，台灣在防疫上的優秀表現除了證明自己是個有優秀治理能力的國家，台灣的防疫物資外交與防疫經驗分享，也改變了國際談論台灣的方式。
對外：台灣可以輸出經驗幫助世界
過去台灣要嘛是個工業發達的科技島、中國霸凌的受害者、台海穩定的問題等，基本上是個本身發展不錯，但需要國際援救的小國。
但現在台灣變成可以對外輸出經驗的國際範例，是個有能力對抗大規模災情的良治國家，中國與台灣的矛盾不再單純從台灣想要獨立或是拒絕統一的爭論來看，而是認為中國對自身沒信心，忌妒台灣的成就與能力，其阻止其他國家與台灣交流與學習經驗，是因為擔心這些國家會發現台灣相對中國的優異。
台灣經驗對世界有正面貢獻，台灣的制度可以提供國際學習，台灣有能力，因此與台灣提升關係，不是為了憐憫被欺負的台灣人民，或是想要藉此激怒中國以便反擊中國在雙邊關係的制壓，而是因為台灣的成就使台灣成為值得交往的對象。正如紐西蘭外長在被中國威脅，要求紐國不應支持台灣成為WHA觀察員時，回以紐西蘭支持台灣加入世衛觀察員，是紐西蘭必須為自己站出來的必要之舉的道理(Stand up for New Zealand)。
後疫情時代，台灣在世界的角色不一樣了
也因此520之後，必須瞭解到國際對台灣角色的認知已經不同，對台灣的期待也不一樣。更因為從疫情到後疫情時代的變遷過程，可能不是像SARS般有個明確的斷點，更像會出現一個較長期的轉換區間。
在這個轉換期，哪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較好，這些國家在轉換期與後疫情時代初期就會成為國際尋求合作的主要對象，甚至可能會因為被需要的急切，使其在型塑後疫情時代的國際規範與秩序重整等議題上，會有更強的發言力道。
換句話說，在後疫情時代的，我們除了要注意社會經濟樣態可能會是什麼，也要關注從現在到轉換期的時間，台灣會被如何的期待與需要，以及會出現什麼樣的機會與挑戰。
一般認為疫情對於經濟的影響包括服務業首當其衝受創慘重，供應鏈會出現重組以降低與中國的連結，醫療需要大爆發、社會距離會常態化等，日前國發會提出的後疫情時代產業七大發展策略(7支箭)，基本上是沿著這個思維發展。
但另一個關鍵議題在於後疫情時代的國際交往實態，換句話說，一般習知的全球化內容在後疫情時代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面貌。我們不僅回不去，而某些現在的措施也可能會永久化。
先擺脫疫情的國家先攜手合作
我們可以拿反恐對日後航運作業的影響為例，911後的反恐需求成為國際航空作業的關鍵措施之一，過去搭飛機像搭乘巴士(shuttle flight)的情形已不復見。
起飛前3個小時啟程到機場，甚至就在機場，成為可被接受的作為。航運業並未因此出現崩盤，而是經調整已是這個反恐作業需求後持續發展。如同反恐對航運業的影響一樣，防疫相關作業很可能會成為未來的社會與經濟活動的重要前提，是社會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而這些對於社會活動的影響，會比醫療物資生產需求的提升等，更具決定性。
順著這個邏輯，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的各國恢復狀況不一，加上疫情有非常多無症狀感染者本身也會散播病毒，因此不太可能出現類似17年前SARS時代有個很清楚的斷點，加上因病毒具高度變異性的關係，使得疫苗開發的時間會比較久。
這些都意味著，就算現在疫情減緩，但經濟活動要恢復到武漢肺炎爆發之前的機會不大。既然轉換期間會比較久，若干恢復較快的國家又有回復經濟動能的需要(從紓困邁向振興階段)，這中間就給了若干防疫領先國家可能會傾向先結合在一起的機會。
先擺脫疫情的國家，先在彼此間展開必要的交流與合作，因此後疫情時代的新產業分工與跨國服務，很可能也都會沿著這個軸線展開。
後疫情時代的重要特徵：健康及衛生規範與限制
當疫情到後疫情時代的轉換期拉長，特別是如果因病毒高度的變異性使得疫苗開發曠日廢時，我們被迫要有一段長時間與病毒共存時，防疫認證就會是社會與經濟活動要能夠有效展開的必要前提。
由於既有區域經濟安排是沿著前疫情時代的人、物等可以自由移動的期待而產生，因此新的區域社會行為活動及範式，以及由此而生的經濟活動，就很可能不一定會遵照前疫情時代的假定，因此這會使得與健康及衛生相關的規範與限制，有很大機會成為後疫情時代的重要特徵。
這意味著從疫情時代到後疫情時代的轉換期，甚至是後疫情時代，對亞太區域而言，在談判中或在形成中的RCEP或是CPTPP等多邊經濟安排，如果沒有跟著出現大幅修正，大概就會進一步失去其重要性。
而因為各國健康認證的標準不一，這就使得區域內的經濟安排可能會出現雙邊談判(因為比較容易談衛生條件)高於多邊協議(因為比較不容易談出結果)的結果。順著這個邏輯，如果「亞太經合會」的內容與設計沒納入後疫情時代的衛生與健康相關議題，也沒能夠達成某些可被接受的共同需求，那麼APEC也可能會跟著失去關聯性。
疫情改變APEC的重要性
對台灣來說，這個發展可能是禍福相依。
台灣因參與區域多邊機制出現困難所導致的孤立問題，因疫情轉換期與後疫情時代出現新的要求使既有多邊機制效度降低，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
但另一方面，雙邊機制重新獲得重視，特別是預期到健康相關認證機制在雙邊經貿安排的重要性，又會加大談判的複雜性。面對這個可能發展，台灣作為從疫情中恢復相對快速的國家，對此要先預擬一個後疫情時代所需健康認證的基礎規範，並且要有建構這個新國際規範的企圖，已使這個新機制建立時，會自動將台灣的需求與利益涵設其中。
紐澳旅行泡泡值得注意
沿著這個思路，近來紐西蘭與澳大利亞發起的「旅行與貿易泡泡(Travel and Trade Bubble)」，或是美國透過四方安全對話，並再加上紐、南韓、越南等的「信任夥伴(Trust Partners)」，就需要注意了。
因為這很可能不僅是幾個疫情恢復較快國家為了早日回復國際經貿活動的權宜舉措，而是未來的國際社會與經濟行為的規範與制度安排，很可能會從這個預見會越來越大的泡泡中發展出來。
因此台灣不僅要積極爭取參與，也要積極透過這個機會，協助發展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經貿交往之相關規範與制度設計。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次疫情發展已經讓G7全倒，雖然其中部分國家的疫情漸漸獲得控制，但G7威信已受重挫。3月的G20會議固然有討論疫情問題，但談的還是如何控制疫情，對於從疫情時代轉換到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合作要求，G20國家們除了關心自己何時復工外，基本上是沒空去想這些問題的。
台灣將成為信任圈經濟成員
紐、澳、南韓、越南、台灣等國因疫情狀況目前相對尚佳，很可能會在這五國，再加上其他國家先形成「信任圈經濟(Trust Circle )」(例如美國發動的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之後再隨著這個泡泡的變大，而納入其他印太，甚至是非印太國家。
這個信任圈經濟是相當於後疫情時代國際合作的領先指標，因次台灣必須對此有超前部署，以圖掌握個戰略契機。
如果沒有武漢肺炎疫情，現在談520國際局勢就不會是這樣，而多會從美中對峙、中國一帶一路及內部經濟狀況的進展、印太戰略否被東協接受、日本邁入後安倍時代的走向等議題為出發點。但因為武漢肺炎改變了很多事，雖然整體的國際權力分配沒有出現大變化，因此地緣戰略格局沒有太大改變，但武漢肺炎確實將某些趨勢強化，也弱化了某些原本會有的發展。
以美中關係而言，因為中國在武漢肺炎的作為，使得美中競爭格局只會更加明顯，而且對立會變得日益嚴重。原本歐盟與中國已經出現漸次遠離的關係，也因中國在武漢肺炎期間的作為，使得除了匈牙利、希臘以外的多數歐洲國家，與中國關係更遠。
疫情弱化中國一帶一路吸引力
至於一些原本依靠中國，或是急需中國挹注資源的國家，例如伊朗、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對中國的依賴會更加深。但中國一帶一路的吸引力與效用，因武漢肺炎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使其吸引力大幅下降。中國可能會多利用其掌握的聯合國及其相關國際組織，透過這些組織偕其推動一帶一路相關計畫。
但另一方面，印太戰略格局會出現新的調整，最大的調整來自「四方安全對話QUAD」，其重要性會較去年大幅提升，甚至可能成為這幾年印太區域最重要的安全機制。
在疫情期間，美國已經發動了以美、日、印度、澳洲、紐西蘭、南韓、越南為核心的防疫合作對話，並以這7國為核心，推動國際經濟的再興與前行、供應鏈重整等議題。由於這7國是以外交部副部長層級每週開會一次，是頻率相當密集的會議。
此外，美國也與日本、印度、澳洲、南韓、巴西、以色列等7國，就有關針對武漢肺炎向中國究責問題召開視訊會議。
四方安全對話重要性大幅提升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發現，相對於既定的機制例如東協外長會議，東協加一等會議，這幾個美國發動與武肺有關的視訊會議，基本上是透過「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形式出現，可謂新的「QUAD+3」。
我們可以發現，兩年前當印太戰略口號出現，四方安全對話被端上檯面後，面對東南亞的集體反彈使QUAD被迫消音，這個狀況在武肺疫情後已經不是如此。
「四方安全對話」的重要性大幅提升，甚至根據不同議題的需要，發展出形形色色的QUAD+。前述美國想要啟動的「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就是透過QUAD+南韓、紐西蘭、越南來發動。因此QUAD對於印太議程的重要性，反而因疫情的日趨嚴重而獲得提升。
當然中國也不是省油的燈，早在2月中當中國還處於疫情高峰時，北京就開始針對後疫情時代提出「健康絲綢之路」構想。這個似乎是比照「一帶一路」，但又附會在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透過中國能夠長臂指使的「世界衛生組織」來執行的發想，至今沒有具體內容。
但可以想見的是，這應該是在陷入疫情衝擊國家對醫療物資的需要，以中國提供防疫物資為餌，強化中國對這些國家或是區域影響力的作為。
中國可能透過「健康絲綢之路」建立與美抗衡的「經濟信任圈」
是否之後中國透過「健康絲綢之路」建構一個圍繞中國但類似「經濟信任圈」以與美國抗衡，還需要觀察。但目前看起來，後疫情時代的兩元對立，不僅會延續之前的美中科技戰的軸線，甚至在經濟領域也可能會出現，其場景會沿著後疫情時代復甦的過程而展開。
當事情一旦演變到這個程度，對全球化的影響就不再只是供應鏈意義的美中是否分流問題，而會是沿著5G、健康認證等不同標準的建構，而這個建構對社會生活的穿透力復因演算法、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發展而擴大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個過程會讓原本只是屬於理念的價值差異，會因其這些差異會反映出社會作為的差別並進而轉化到經濟活動上，使得價值差異也會在經濟上產生效果。如果出現這個結果，既有我們所看到的國際經濟合作安排，諸如WTO、IMF、World Bank等會在這些力量的拉扯下逐漸式微，甚至被撕裂。這是我們需要密注的議題。
武肺問題凸顯國際組織中國化危機
在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前，美國已經注意到聯合國被中國化的問題。
過去兩年來，不管是新美國安全中心，還是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或是法國的研究機構，不約而同都開始研究中國對聯合國影響力大增的現象，尤其是現任聯合國秘書長上台後，中國開始讓一帶一路進入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中國主導的決議案通過人權委員會，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變成人權決議案的一部分等。
美國為此開始在其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特設一位專門關注中國影響戰的大使，且開始對聯合國相關組織被中國掌控秘書處的問題直接反擊。例如今年世界智財權組織秘書長選舉，中國籍代表就被擊敗，而由新加坡籍人士出任秘書長。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為其掩護的不堪卒睹，凸顯國際組織一旦為中國所控制，其功能很可能會迅速被弱化，成為被中國控制的另一個工具。當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不是中國人時都已經如此離譜，如果組織秘書處本身為中國所掌控，結果更可想而知。因此武肺問題反而更凸顯國際組織中國化的危機。抗擊中國控制國際組織的問題在後疫情時代會更被清楚。
把台灣的參與轉化成國際組織改革議程的一環
這個局勢當然對台灣的國際參與氣氛相對有利。
因此台灣一方面必須盡量在國際上與中國做出區隔，避免任何會引發混淆或是被認為同意自我矮化的稱呼，同時我們也需要把台灣的參與變成國際組織改革議程的一環。
雖然中國肯定會用盡一切手段攔阻台灣，但現在中國沒辦法全面阻攔，且只要支持台灣國家的數量夠多的話，即便我們無法一次攻堅，但這個過程麼每一步，卻會讓中國步步驚心，凸顯出中國無法讓其威脅實現的事實。只要紙老虎的本質被確認，中國以恐嚇他國為基礎的對台制壓就會瞬間破功。
這個過程十分重要，因為它的影響會十分全面，不僅止於國際組織或是多邊關係，連對它們與台灣，或是它們與中國等的雙邊關係上，都會有重大衝擊，甚至有可能帶來反轉的效果。
而把台灣與國際組織改革進行結合，也是能有效破解某些國家主張，台灣參與問題必須讓兩岸自行解決的說法。
台灣的參與是國際組織改革議程的一部分時，所謂台灣參與就不是兩岸問題，而是這個組織能否務實面對爭議的表現了，這個作為也能幫台灣爭取到其他本與台灣議題無關的盟友。當然，台灣要能提出自己對國際組織改革的看法，否則也容易被別人抨擊為在「搞政治」。
世界格局出現重整，台灣的機會來了
我們固然不用認為「天下大亂，世界局勢對我一片大好」，但現在的確是台灣的正能量與正向國際支持最高，聲望最好，要完成某些事也是最有機會的時候，這是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台灣社會展現的無比團結，也顯示民氣可用。
但以台灣的能量，很難長時間以一片孤舟漂浮於海上，因此如何根據後疫情時代的需要，並掌握國際秩序變化的本質，透過前導思考與準備超前部署，讓台灣成為世界走出疫情恢復活力的領先指標與振興議程的倡議者，進而在國際秩序的再重構上取得更好的位置，為台灣國際地位的平等化、國際交往的全面化與正常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