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榮豐為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李登輝總統長期幕僚）
終止動員戡亂體制，是台灣民主改革的第一步，這除了將國會選舉權還給人民外；在兩岸關係的意涵，是我方片面終止敵對態度，但此舉也可能帶來門戶洞開與中共操弄統、獨之爭。
為避免統、獨爭論干擾民主改革進程，李總統頒布了兩岸統一有條件、有階段，但沒有時間表的「國家統一綱領」作為防火牆。
沒有時間表的國統綱領，康寧祥會了解
記得成立國統會時，外界一片譁然，尤其剛參加國是會議的開明派人士，更是激動。當我向他報告外界對國統會的反應時，他很淡然說；「沒有國統會，民主改革就會跛腳，但現在無法解釋清楚，你可以去邀老康來參加國統會，他會了解我的作法」。
後來康寧祥參加了國統會，並對國統綱領積極表達意見；1998年更以國統會委員身分，參加二次辜、汪會談。
此外，李總統基於了解對岸政情發展的需要，以及有鑑於當時「密使滿街走」亂象，容易造成雙方誤判，而干擾到民主改革進程。他針對解放軍、中共元老，以及鄧小平指定接班人，建立了三條祕密溝通管道。此後隨著民主化進程，逐步讓溝通管道制度化，並接受民意監督─往後的辜、汪會談，海基、海協的制度性協商，皆濫觴於此。
兩岸經濟關係，主要係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進程，而動態發展。李總統戒急用忍分散風險，留下資金發展高科技產業。
1984年以前，中國經濟改革重點在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這項改革帶來農村剩餘勞動，與消費品需求增加。加上沿海開放以及珠江三角洲、經濟特區，陸續開展來料加工，使得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大增，而且以中間原料為大宗。
在消費品方面，兩岸主要是透過漁船走私，交易的消費品琳瑯滿目；我方漁民「輸出」：手錶、雨衣、注射針筒、成衣、廉價化妝品......等，「輸入」則以魚貨為主，少數非法走私槍械、毒品。
1984年之後，隨著中國城市經濟改革及沿海進一步開放，帶動了台商投資中國熱潮。針對這波台商熱，在李總統指示下，行政院在1990年7月頒布「對大陸經貿政策原則暨具體辦法」，目的在保障國家安全，疏導部分台商到東南亞。其中重要者如：
（一）降低企業外移壓力；短期開放更多金融商品，吸收社會氾濫游資；中長期則改善投資環境，留住諸如:技術密集、鋼鐵、機械、石化......等主力產業。
（二）引導部分外移企業到東南亞，緩解台商大陸熱。
（三）針對赴大陸投資台商產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隨國會改革廢除職業團體代表，同時要求政府主管機關，嚴格監督民間團體按民主原則產生理、監事，目的都在使中共不易收買代言人。
1994年中國進行三項關鍵性改革，奠下日後中國崛起的基礎：
（一）放棄中央計畫指令經濟，改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將產生一個可以期待的中國國內市場。
（二）人民幣併軌後大幅貶值，使其勞動密集產品在國際市場具競爭力，奠定了「世界工廠」地位。
（三）實行分稅制，地方稅收55%上繳中央，使得中央政府有財力取代外資，獨攬鐵路、公路、機場、電站......等基礎建設與營運。
「戒急用忍」依風險分級管理，引導企業南向緩解大陸熱
在上述背景下，1996年9月14日李總統在台灣經營者大會提出對大陸投資，要「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經濟部隨後頒布「在大陸地區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明確界定：「高科技及基礎建設禁止，單一投資在5,000萬美元以上項目專案審核」，基本上這是一個依風險分級管理的做法。
換言之，對運用中國廉價勞動加工出口的中小企業，因人民幣貶值，加上靈活經營的特性，幾乎沒有風險，所以完全放開管制。至於以中國內陸市場為主的投資，使用的台灣資金、外匯不但金額大，而且風險較高，所以採專案審核方式。
禁止高科技投資大陸，主要係考量其技術移轉自政府研發單位，且是我方主力產業。而基礎建設不但投資期長，而且容易與高科技產業競逐資金與外匯，且分稅制後大陸基礎建設將由中央政府壟斷與經營，風險最大，所以一律禁止。
稍嫌遺憾是，此一政策因使用「戒急用忍」一詞，在當時被誤解為全面禁止赴大陸投資，而忽略其依風險等級管理的本意。儘管如此，正因有此政策，才讓台灣在一片大陸熱中，保住了諸如：高科技、機械、鋼鐵、石化……等主力產業。由於兩岸經濟關係，本質是隨中國經濟變化動態發展；現階段反倒是企業界主動落實「戒急用忍」與南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