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與客家委員會合製影集「茶金」，講述1949年台灣最大茶葉公司面臨金融危機，茶商千金不顧父親反對介入家族事業，於是展開一場爾虞我詐的商戰風暴。該劇奠基於真實歷史及人物，以新竹北埔茶商姜阿新（「吉桑」，郭子乾飾）、姜麗芝（張薏心，連俞涵飾）為原型，透過一個家族的興衰沉浮，將台灣史及茶葉產業融入世界史與時代洪流。
然而，演到為壓制惡性通膨的「4萬換1元」是如何拍板，劇中美方代表提議「最快的方法就是發行新台幣」，行政院副院長回答「我中華民國堅決反對」。這段劇情遭台灣史學者李筱峰認證「寫反了」，因為真正的提案者是國民政府，美方當時是持反對立場。
「茶金」播出後同名小說隨之出版，是由有財經專業背景的作家黃國華執筆，小說中這段也與影集恰恰相反，小說中寫到，行政院副院長向美國在台領事提出幣制改革方案，然後領事拍桌怒罵「我美國政府堅決反對」。
「4萬換1元」這個鍋該由誰來背？台灣是如何陷入惡性通膨深淵？國民政府和美國在其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或許我們能從已故經濟學大師林鐘雄1998年著作《台灣經濟經驗一百年》一書當中，一窺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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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節自林鐘雄《台灣經濟經驗一百年》第三篇〈1940年代的台灣經濟〉小節「惡性通貨膨脹是最大的夢魘」。
台灣如何被拖入惡性通膨漩渦？
戰後經濟復健，最需要的是食物、原料、機器與其零件及其他必需品，如何取得及支付所需的流動資本確是令人傷腦筋。早年台灣建設資金若非倚賴貿易出超，便是外來資金流入，戰後初期這兩項來源都暫告斷絕，經濟重建幾是手足無措。更糟的是，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惡性通貨膨脹階段，台灣本身外匯結算又須經中國大陸通行之通貨折算而進行，中國的通貨膨脹經由諸種管道輸入台灣，使台灣資金動員更形困難，對當時人民生計更是很大的打擊。
前面提到，日人據台期間的經濟統制極其嚴格，平均每月躉售物價上漲率都尚能控制在很低的水準。戰爭一告結束，戰爭期間被壓抑且年年累積的購買力立即迸發成相當強勁的有效需求，此種現象各國皆然，但結果不一。
依J. K. Galbraith的回憶，像美國這樣幸運的戰勝國，取消物價管制後，湧入市場購買汽車、房屋、各種耐久財、衣服等有效需求，固然短暫地激發物價上漲，但此物價上漲引發投資與生產增加，物價回降並帶來經濟繁榮。但其他國家絕沒有如此幸運，台灣尤其嚴重。我們至少得列舉下列幾項較獨特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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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援中國加快通貨發行
第一、以彈丸之地支援國府在大陸的部份戰費，台灣在戰爭期間雖經轟炸破壞，但因農業基礎穩固、交通水電等基本設施健全，初期的通貨膨脹率並不十分嚴重。
依上述吳聰敏與高櫻芬所估計的台灣躉售物價指數月資料來說，1945年8月因日本投降而脫序，當月物價指數較前月猛漲384%，把暫時被壓抑的心理價格反應出來之後，最初各月平均月物價上漲率都不及15%。以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即二二八事件前一個月的17個月而言，平均月物價上漲率為14%；1947年2月至1948年7月的18個月的平均月物價上漲率為13%。
而1948年8月19日總統在中國大陸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藉發行金圓券作為應付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的手段，台灣雖仍繼續沿用台幣，卻不能不對一再在大陸的國府有所支援。
舉例來說，根據金圓券發行準備移交保管辦法第四條規定：台灣糖業公司資產總額計值美金1億2000萬元，其中由資源委員會及台灣省政府股份內劃撥美金4300萬元；台灣紙業公司資產總額計值美金2500萬元，其中由資源委員會及台灣省政府股份內劃撥美金800萬元。由此加速了台灣的通貨發行增加速度，以致其後的11個月，即台灣也被迫推動以新台幣易舊台幣的幣制改革時，平均月物價上漲率猛升至50%，亦即產生了惡性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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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匯利益刺激舊台幣發行
第二、台灣與大陸間的套匯活動帶來輸入性的通貨膨脹。在1949年6月15日發行新台幣並直接與美元建立匯率關係前，台幣與美元之匯率係透過法幣及金圓券而折算，而除1948年1月15日至同年8月18日及1948年11月12日至新台幣發行時的期間，台灣省政府獲授權機動調整台幣與法幣及金圓券的匯率外，匯率都由中央政府規定。
而當時中國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甚烈，台銀自1946年下半陸續與大陸各省建立通匯關係，大陸的通貨膨脹免不了經由套匯關係輸入台灣。舉例來說，自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上海的躉售物價指數上漲了135,839倍；同一時間，1金圓兌新台幣自1835元降至5元，套匯者利益之大可想而知。倘若我們能深入檢討，這也該是同一期間舊台幣發行猛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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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軍公教遷台，為支應薪津猛印鈔
第三、短期內人口猛增的需求壓力，尤其是以彈丸之地須支持55至60萬軍隊，以當時台灣人口計，幾約三個家庭須支持一個軍人的生計，這是最嚴重的通貨膨脹來源。
依推理，首先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奉派來台鎮壓的軍隊並未撤出台灣；其次，由於國府在中國大陸局勢逆轉，台灣被轉進為主要練兵中心之一，移入了更多的青年軍人；最後，中共於1949年10月建國，國府部分官員及軍隊被迫遷台，從而使日人遣返後曾暫時減少的台灣人口數量，在極短期間大量增加，且這些青壯年人力大部分是所謂軍公教人員，依其級職按月支領薪俸，而當時的台灣農業經濟社會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增加貨幣稅收，故唯有訴諸印鈔機才能應付軍公薪津支出的需求。
具體地說，1946年底的發行額較1945年底增加131%；1947年底又較一年前增加221%；1948年底再較一年前增加1188%；而1949年底更較一年前再增加3481%。這不是單純的貨幣膨脹問題，而是通貨與工資交替的螺旋形膨脹問題。以1947年為例，4月宣佈公務人員待遇基本數改為2000元，加成數連本薪改為28倍；9月底宣佈，自10月份起各機關職員月薪在200元以下者，每人每月加給1500元，公役加給800元；然10月22日重新宣佈，公務人員待遇按底薪3折再加20元乘221倍，原定10月份起月薪在200元以下者，每月加給1500元及公役加給800元，仍照舊維持。在沒有租稅收入支持的情形下，數以倍計的加薪財源當是印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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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美援，「4萬換1元」也救不了台灣
發行增加、物價上漲、公教加薪及發行再增加形成了惡性循環，如同這種惡性螺旋式通貨膨脹如反覆進行下去，即或是1949年6月15日的幣制改革也是無法解決困境的。
因此，Samuel Ho說，台灣的復元及其後的發展，最關鍵的因素是，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決定巡弋台灣海峽，並給予台灣經濟及軍事援助。
一位當代的學者更具體地說，1949年6月台灣的幣制改革，在以舊台幣4萬元兌換新台幣1元以壓縮流動性之外，輔以黃金儲蓄存款辦法，允許台灣銀行新台幣存款人在存款到期日易得黃金。這個幣制改革只能暫時度過困難，因為存款人在台灣銀行的存款被用於支應政府支出赤字，在有限黃金存量不斷流失下，1950年6月黃金儲蓄存款不得不叫停，政府長期赤字又成為通貨發行增加的困擾。
美國的經濟援助在1950年達當時GNP的10%，藉由美元物資出售收入充實了政府的收入，通貨膨脹才告緩和下來。即使如此，直到1961年，年物價上漲率一直都維持在10%上下。換句話說，倘若沒有美國適時給予長期經濟援助，當時台灣本身沒有能力克服惡性通貨膨脹，往後命運的悲慘是很難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