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讓美國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有錢階級與市場基本教義派有無可能因此形成寡頭政治，進而終結美國民主制度，在美國政、學界引起不少討論。
財富所得高度不均，是民主制度最脆弱的時候
全球化是九O年代以來自由民主國家財富與所得分配惡化的主要原因，許多中低所得階層民眾不僅無法靠自身力量解決生活困境，也不能依賴政府為他們解決，且社會發展趨勢也對他們不利，導致自由民主國家中低所得階層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力與經濟能力往相反方向推進，成為不滿與憤恨的溫床。
就如法國哲學家盧梭所言，當社會處於財富與所得高度不平均，民主制度亦是最脆弱的時候，因為這些不公平極易為以煽動民眾為能事的政客所利用。據華盛頓郵報統計，川普第一任內總計發布30,573條錯誤訊息或假消息，顯現他是一個愛說謊的政客。美國人民對民主制度不信任，給他一個絕佳機會，選舉過程中，一再自稱是最能捍衛美國人民利益的政客，讓他順利贏得大選。
經營邏輯南轅北轍，當政府交到企業手中恐失序
此次總統大選，川普接受大財團、大企業以及億萬富豪大量捐款（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解除美國企業對政治活動捐款上限之賜）；宣誓就職時，亞馬遜（Amazon），元（Meta）以及社群網路X的創辦人或執行長，就站在川普身後第一排，他們的關係不言可喻。
上任後，川普延續共和黨傳統延攬個別企業人士進入政府的傳統，還將聯邦政府的運作交到企業手中，準備大刀闊斧整頓聯邦政府。舉例說，藉行政命令成立的政府效率提升機構（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由在2024年耶誕節前夕，反對國會讓聯邦政府維持運作的法案，高喊關閉美國聯邦政府的億萬富豪馬斯克（Musk）主導。
為何不能將政府交到企業手中？政府依據社會需求、法律規定以及政策需要、先決定政府支出規模與項目，再考慮財源籌措，所以政府以「量出為入」編製預算；企業正好相反，企業所生產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務要有市場，才有營收。此時，企業須先預估年度營收，再決定雇用多少生產要素以求利潤極大，因此企業以「量入為出」原則編列預算，顯示政府運作與企業經營背後的邏輯南轅北轍，將政府交給企業運作不僅無法提升效率，更造成政府治理失序。
馬斯克接掌DOGE後，針對聯邦政府負責監理、管制與規範的機關，在欠缺事前評估，就發送內部電郵告知員工不必再來上班，並關閉員工個人帳號，總計約有十萬餘政府員工受到影響，此與馬斯克當初收購社群平台Twitter，大規模解雇員工的作法如出一轍。
由於企業經營追求利潤，企業內部除了少數決策高層享有高度自由外，其他員工幾乎沒有自由，只是企業獲利的工具。馬斯克對私人企業員工可以這麼做，但聯邦政府員工不是私人企業員工，受相關法律保障。最近，川普還發布行政命令，限制聯邦政府留任員工的工會運作。這些政府機關沒有員工等於業務停擺，跨出公共服務不再由政府提供的第一步。
川普跨出公共服務不再由政府提供的第一步
八O年代為解決拉丁美洲國家債務問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威廉森（J. Williamson）提出《華盛頓共識》，除了推動跨國資本移動自由化，要求這些國家開放商品進口，解除不必要的政府管制，公營事業私有化外，《華盛頓共識》主張「量入為出」的政府預算，政府若需舉債，應以未償還債務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比不升高為原則，以及進行稅制改革，擴大稅基，避免對富人及大企業加稅。經市場基本教義派大力鼓吹，《華盛頓共識》也成為全球化潮流下，主導自由民主國家市場經濟體系運作的核心價值理念。
川普二度執政的核心價值理念也由《華盛頓共識》進入《華盛頓共識2.0》。兩相比較，有兩個顯著的差異。首先，公營事業私有化進一步擴張到公共服務私有化，大幅刪減甚至取消中低所得階層所需的公共服務，以減少聯邦政府的社會政策支出。公共教育（川普已請求聯邦最高法院允許聯邦政府取消對州及地方政府650億美元的師資培訓補助，可預見的未來公立學校師資將嚴重短缺）、醫療照護、退休年金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不再由政府提供，改由民間企業提供。若中低所得階層沒有能力負擔，這些有錢階級與極右勢力就會說；這些公共服務的取得是個人的責任，不應要求政府提供。
為何川普要如此積極推動公共服務私有化？中低所得階層維持基本生活所依賴的社會政策，需要政府預算支應；而所得重分配政策（如：對富人課稅）亦要政府介入市場經濟活動。所得與財富分配愈不平均的社會，中低所得階層對這些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需求愈多，一人一票民主政治運作結果讓有錢階級租稅負擔愈重，不僅限縮了他們的經濟自由，亦違反川普對富人與大企業減稅的承諾。
寡頭政治不足以滿足，富人民主專政才不會再被民主政治干擾
有錢階級為確保他們的經濟自由不受其他人的干擾，當然反對透過民主機制處理有錢階級經濟自由與中低所得階層政治自由間的矛盾，並認為：唯有限制民主政治制度的運作，才能減輕對他們經濟自由的傷害。
其實，人類社會之所以產生民主制度，並非出自某種先見之明的理性選擇，也不是對基本價值理念形成共識後的結果。相反地，正是由於不同利益團體基於自利所產生的矛盾，不斷對立衝突，非置對方於死地不可，長期下來發現誰也無法永遠取得主導優勢，只有互相妥協，發展出一套民主政治的運作機制。
深受市場基本教義派推崇，曾在1830年代擔任美國副總統凱爾宏（J. Calhorn）認為政府預算是國家存在的物質基礎，所以，國家的存在才是造成矛盾對立的主要原因，只要「民主社會某些人是政府稅收生產者（稅收淨付出者），其他人就是稅收消費者（稅收淨收益者）」。稅收消費者是「剝削者」，而稅收生產者成為「被剝削者」。唯有公共服務私有化，這種矛盾與對立才能緩解。
凱爾宏最具革命性的論述在於將有錢階級與中低所得階層間，原本可以透過民主機制化解的社會衝突，單純化為不可能化解的你死我活的社會衝突。此時，有錢階級開始思考如何在政策形成過程中避免出現中低所得階層的「多數暴力」。
有錢階級與主張「富人才需要保護」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打擊勞動權與消費者權利，限制部份公民（有色人種、中低所得者以及年青人）投票權，讓這些人沒有發聲的機會，讓有錢階級與極右勢力擁有跳脫多數人民意願的權力，冀望透過選舉形成寡頭政治。
他們並不以寡頭政治為滿足，就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肯楠（J. M. Buchanan）在《自由的極限》（The Limits of Liberty）一書中所說：「專制政治是現行民主政治體制唯一的另一種選擇」。利用民主政治達到富人民主專政，讓有錢階級的財產與行為不再被民主政治干擾。
從保護勞工、消費者到壓縮公部門處理社會不公不義的空間
《華盛頓共識2.0》更要藉著把政府交到企業手中，達到解除政府各項管制與規範的功能。為追求利潤，企業以各種手段壓低勞動成本，例如：雇用童工、拉長工時、壓低薪資、不注重工作場所安全、不允許員工組織工會等，對企業而言，沒有甚麼比利潤更重要，勞工權益當然可以犧牲。
為保護勞工，政府才會制定各種勞工權益保障的法律，包括：訂定每週最高工作時間、訂定最低工資、允許勞工組織工會、賦予勞工罷工權利等，讓勞工享有較多、較公平的發聲機會，讓勞工不再是企業予取予求的生財工具。
另一方面，企業常在消費者不知情或欠缺充分訊息情況下，提供各種（甚至不實）資訊，積極推銷它們的商品與服務；企業還會誤導消費者，宣稱他們的購買行為（包括菸、酒之類對健康有害的商品）讓他們的生活變得多采多姿，更有意義。現在更打著方便好用的旗號讓消費者染上數位癮，在缺乏適當的政府規範，企業賺足了利潤。
過去，政府為保護消費者，制定各種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以及資訊揭露相關規定，讓公平交易變為可能。馬斯克上任後，削減這些機關的預算與人事，讓它們無法執行法律所賦予的任務（像：各種反托拉斯法案、環境保護以及相關金融管制與規範的執行），這些億萬富豪就可為所欲為，累積更多個人財富，在重要選舉時發揮影響力。
總之，公共服務私有化是要壓縮公部門處理社會不公不義的空間。有錢階級與極右勢力將私有化的公共服務（如：學校及監獄），交給支持他們的企業盟友營運，再把一部分利潤回饋給他們繼續掃除那些妨礙有錢階級經濟自由的障礙。
課徵進口關稅，受害最深的還是中低所得階層
第二個差異是以創造美國勞工工作機會為名，對進口商品課徵關稅，從對進口鐵、鋁、汽車及其零組件以及電腦晶片課徵25%關稅，到研議對歐盟酒類課徵200%關稅，背離《華盛頓共識》中商品貿易自由化原則。
川普主張對富人及大企業減稅以促進經濟成長。對富人及大企業減稅勢必減少政府稅收。課徵進口商品關稅，可增加聯邦政府稅收，減少為富人、大企業減稅所產生的財政缺口，加上公共服務私有化所減少的政府支出，將有效抑止財政赤字的擴張。
各國國內政策（domestic policy）差異並非不公平國際貿易的源泉，因為國內政策負有保障無法自由跨國移動人民基本生活權利的功能，各國國內政策差異將導致沒有任何價格與數量限制的自由貿易（或稱完全自由貿易）變為不可能。《華盛頓共識》卻認為國內政策是阻礙完全自由貿易的保護主義。近來，國際貿易自由化談判重點已不在於如何移除完全自由貿易的障礙，而是檢視各國國內政策的差異，做為訂定關稅的基準。避免其他國家透過國內政策跨國差異從事政策傾銷。
自從川普宣布對進口商品課徵關稅後，部分商品因受衝擊的國家誓言報復，而暫緩實施，有的商品則是關稅稅率以及實施日期迄今未定。這些都讓全球經貿體系充滿不確定性，進而干擾相關國家經濟的正常運作，企業重大決策受到影響。最後，課徵進口商品關稅，讓物價上漲，受害最深的將是中低所得階層。
對弱勢階層以及勞工不友善的民主，會讓中低所得階層喪失支持民主政治的動力。當中低所得階層無法享受到應有的經濟成長果實以及他們需要的公共服務，他們不會願意站出來捍衛民主制度。支持民主力量一旦衰微，有錢階級與極右勢力就可以毫無顧忌地推動富人民主專政，民主就此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