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角逐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的台裔楊安澤（Andrew Yang）喊出每個人每月發1千美元的拋出名為「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或「無差別補助」（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的政策，他的理由是「將共和黨的川普送入白宮的主要推手，不是俄國、不是臉書，而是位於賓州、俄亥俄、密蘇里、維吉尼亞、威辛康辛等搖擺州的400萬失業勞工。」
楊安澤當時的主張備受嘲笑「這是哪門子的經濟政策？」沒想到不到一年，中國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西班牙受到重創，到4月8日為止已經14萬多人確診，1萬4千多人死亡，是全世界受創最深的前三個國家，3月中起就進行全國大封城，預計封鎖到4月26日，經濟受到空前打擊，政府宣布將實施「無差別補助」（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政策。
沒有排富條款，UBI是要連最弱勢的人都能觸及
所謂的「無差別補助」、「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就是人人有獎，不進行排富，這對傳統實施社會福利政策的原則有所衝突（和失業救濟金就不同），然而在這次武漢肺炎大流行之後，各國基層所得民眾蒙受損失，例如淡水就傳出失業的遊覽車司機為了補貼家用，上山採箭筍失蹤的不幸事件，各國政府開始思考大規模的實施UBI，無條件的支付給每個公民金援。
西班牙率先啟動，經濟部長Nadia Calvino對西班牙廣播電台《La Sexta》說，實施的目的是希望幫助每個在瘟疫大流行期間的家庭，他更透露，政府部門有一個企圖心，就是讓UBI成為一個永久性、結構性的國家政策工具。
其實在武漢肺炎爆發之前，有些國家實施過大小不同規模的UBI，例如伊朗曾在2011年以家庭為單位實施，2017年的芬蘭的則是在失業救濟上採UBI的方式，每個失業者每個月領到560歐元，但政策執行者發現，雖然領到錢的人生活幸福感增加，但卻不傾向於回到工作崗位。
有人領滿失業救濟金後，反而喪失找工作慾望
UBI在英國也引起辯論，超過170位議員聯名寫信給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Rishi Sunak）要求政府慎重考慮實施UBI，對每個英國人發放現金，但蘇納克至今仍然反對，他認為政府的社會安全網已經得到強化，並且挹注了70億英鎊到現有社會福利體系。
UBI引起各國社會福利政策執行者間看法極大的差異，是因為它背後的精神和傳統的總體社會福利或社會的總效益不同。傳統的經濟學是功利主義，所謂如果犧牲少部分人的福利，可以增加整體的福利，那就是正確的、可接受的。
「從英國首相到一般平民，當病毒對任何人無差別攻擊的時候，政府的補貼也是無差別的。」世新大學財金系副教授郭迺鋒指出UBI隱含的精神。
他指出，UBI的概念猶如1970年代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發表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在當時引起極大的討論，正義論向效益主義（功利主義）發起有力的挑戰，羅爾斯的主張是，當社會上最弱勢的人獲得了福利的增長，整體社會福利、總體效益才能算是成長的。
UBI恰好可以觸及到社會的最底層，尤其那些政府統計數據中，介於清寒補助和正常家庭之間的尷尬族群，在無差異補助下，他們免於受到行政錯誤的副作用。
1970年代正義論誕生，讓功利主義開始被質疑
約翰·羅爾斯提出了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說法，簡單的說制定政策者完全沒有利害關係的時候，才會制定出對的政策。他的正議論提出幾個原則，首先，每個人對於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結構都是相融、類似的自由體系，都擁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再者，若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則第一，在與正義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在機會公平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
郭迺鋒指出，約翰·羅爾斯本身不是經濟學家，但是他的理論馬上被轉換成經濟學中的效用函數來呈現，不是傳統的福利經濟學講的效用函數，而是借用了Leontief生產函數，例如一杯咖啡就是搭配一匙的糖，你給他再多的糖，他也是只要一匙，若總效用、總效益要提升，兩杯咖啡，就是搭配兩匙的糖。
「你把咖啡和糖想像成社會上高所得族群和低所得族群兩類，政府只補貼一類的人，對總效用增加是沒有幫助的，反而是讓最差的一群提升到一定的比例，同比例的提升，總體效益才會更大。」他解釋了UBI背後的精神之一。
武漢肺炎表面上重擊經濟，實際上消磨社會信心
從經濟福利來看，UBI填補了失業危機、每個家庭的財政危機，然而武漢肺炎所衝擊的，不止是表面上的經濟能力，也衝擊到了社會公民的信心，或說恐懼感、不確定性。
在武漢肺炎疫情中，最終能影響民眾信心的源頭來自於權威的醫學研究、專家的看法或結論，那自疫情爆發以來，全球頂尖的科學家到底是悲觀還是樂觀呢？
世界衛生組織公開接受全球研究機構對武漢肺炎的研究，郭迺鋒以兩大國際期刊《Nature》和《Science》對武漢肺炎的投稿中，透過軟體R的ggplot2模組，以文字探勘（text mining）分析其摘要部分的詞性與詞的頻率，搭配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開發的情緒和情感辭典（NRC），來一窺目前全球頂尖科學家對這個疫情的預期。
從71篇的《Nature》期刊論文摘要和60篇的《Science》期刊用字分析，出現最多的用字當然是CORONAVIRUS，不約而同的成為兩個期刊共131篇專業論文中出現最多的用字，「China」也同時出現在兩個期刊用字最多的前8名中。
有趣的是，在《Nature》期刊的前八大用字中，「people」排第三，但在《Science》卻被排到第9。而被中國官方稱之為病毒來源的字「bat」蝙蝠，在《Nature》期刊的詞頻出現非常的低，被擠到第39名，在《Science》期刊的摘要中，「bat」蝙蝠出現的頻次還不到3次。
從文字探勘找出菁英信心風向，科學家是最受期待的角色
若把用詞按照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的分類來看，在《Nature》期刊71篇摘要中用的情緒最多字眼是被歸類為厭惡的「infect」和「ill」，尤其「ill」這個字頻也同時在憤怒（anger）、恐懼（fear）、悲傷（Sadness）等三大負面情緒字頻中位居榜首。
人們用比較正面的字詞是科學家「scientist」，它同時在情緒信任（trust）、正面（positive）中位居第一。另外在情緒吃驚（surprise）中出現最多用字是「rapid」急遽的，和「wild」野生這兩個字。
在《Science》期刊60篇摘要中用的情緒最多字眼是被歸類為負面情緒的「virus」」，而「case」病例這個字頻也同時在恐懼（fear）、悲傷（Sadness）等兩大負面情緒字頻中位居榜首。
《Science》期刊中比較正面的字詞一樣是科學家「scientist」，它同時在情緒信任（trust）、正面（positive）中位居第一。另外在情緒吃驚（surprise）中出現最多用字是「death」死亡的，和「alarm」警示這兩個字。
從上述分析來看，目前知識領先群的專家心中最掛念的仍是「ill」，而且悲觀與不確性的用字明顯高過於正向用字。因此，目前一個國家政府採行UBI，就不只是解決經濟問題了，而是更需藉由經濟手段來解決社會群體的不安全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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