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猜看我們病人的教育水平如何？」
「應該滿高的！」
「很多人都說我們是貴族醫院，但實際上我們的病人大專以上的只佔30%，而且我們醫院到現在還是虧本。」
這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黃達夫，在接受《信傳媒》專訪時，和我們展開的一段對話。
82歲的黃達夫，雖滿頭白髮，但精神抖擻、口齒清晰有條不紊，完全不像是一個年過8旬的老翁。他自信地說，和信醫院平均一位病人的住院天數是3.6天，其他醫院則是8-10天，「因為我認為醫院不像是家這麼好的地方，雖然我們盡量讓醫院環境變得很好。」
座落在台北市北投區的和信醫院，緊鄰關渡親山步道、紅樹林，自然景觀優美、遠離塵囂，醫院外觀設計新穎又富科技感，院內則有大片落地窗戶、採光溫暖明亮。一樓大廳牆上還有國寶級藝術家江賢二的作品，藝術氣息濃厚。
為什麼這間外界眼中的「貴族醫院」，多年來一直在「虧錢」卻仍繼續營運？背後經營者究竟想的是什麼？
自費不超過20%...「貴族的是病人，不是醫院」
「門診制度是不對的，門診的英文是Outpatient，代表外來的。」黃達夫直言，「你血壓今天量不錯，明天一定不錯嗎？門診隔一陣子來不是好作風，因為病人沒來的話，醫師也沒辦法知道他後續有沒有問題。」
黃達夫說，和信醫院開始使用patient portal（病人門戶）的方式加上門診制度，「我們會用手機跟病人聯繫，病人隨時可以跟資深護理人員溝通，護理人員認為有問題再告訴醫師，病人一有什麼副作用、劑量不對我們隨時知道，不會（靠門診）賺病人的掛號費。」
事實上，到和信醫院接受治療的患者，9成以上是健保病人，自費病人只佔不到1成。
「我們自費部分很低，不會超過20%，其他醫療機構都大概30-40%，當然也是要看疾病，像腫瘤有可能（其他醫院）會用質子治療，但那要130萬，效果其實跟我們用直線加速器一樣，他們說用質子治療毒性會減少，事實上現在都用電腦控制範圍，（效果）一樣好。」黃達夫分享。
不只多數是健保病人，根據和信醫院院內統計，每位病人的看診時間，內科平均30分鐘、外科門診也有10分鐘，「半天的診，一個醫師平均看20多位，給病人很多時間面對面交談，醫師看診結束再用電腦打資料，不會在病人面前做這些。」黃達夫很擔心電腦阻擋醫病間的交流，於是將電腦設置在診間桌子側邊，讓醫師和病人的視線不會被擋住。「patient portal是不用錢的，所以和信應該是非貴族醫院，我們到現在還是虧本，因為提供給病人的很多。」
黃達夫還提到，和信醫院醫師的薪水都是固定的，「不是你看多少人收多少錢，也不是業績或拆帳方式。」當其他醫院不斷增加病床數，和信卻一直維持在350床左右，每日住院的床數約180至200床，醫護人力也是其他醫院的2倍以上，「和信的護病比白天是1：5，大部分醫院都是至少10多個病人、甚至到20個，就會變成血汗。」
會不會覺得很冤枉，不是外界所講的這樣「貴族」？
「別人講來講去，我從來不去想太多，因為我自己的同僚有些也會這樣想，也不能怪一般人不這樣想。」黃達夫分享，雖然醫院收入稍微低於支出，但因為有人捐款，可以撐下去，「偶爾我們需要儀器更新，有些人就會捐給我們大筆錢。」
「我們的病人是我們的貴族，你要叫我們貴族醫院可以，但貴族的是病人、不是我們。」和信的病人年齡中位數是55歲，「雖然他們的知識水平不一定都很高，但他們的小孩大概是20-30歲，受高等教育、會看電腦、查google，所以會安心把父母送來這裡。」黃達夫說。
全台首間啟用「定額VBP制度」治癌醫院
曾傳聞某醫院皮膚科醫師一診看1千多名病人，門診前有不同的照片，要病人選一個跟自己樣子最像的照片，就給哪一款藥。
在健保「論量計酬」的制度下，爆量門診、快速看病已是常態，且支付低。黃達夫舉例，「比如我平常看一個病人要40分鐘，給我180元，你去理一個頭髮也不只這個錢，所以很多醫師就用2分鐘看。我是做了55年的醫生，健保一樣給我180元，但來的病人可能都是困難的病才找我。」他認為健保支付制度沒有一個好的成本分析，去評估要用多少時間、人力，「而且最後扣一扣大概只拿到170元。」
黃達夫直言，健保訂這樣的支付制度「很天真」，「論量計酬已經是一個過時的制度，也許有段時間還可以，但現在已經不適合。健保如果要改革，應該要走向『論結果計酬』，變成一個包裹式的，比如我把你的病治好，而且不是一次，而是幾年來都控制很好，你才付我錢，我要看的是結果、價值，這個縮寫就是VBP（價值導向支付制度）。」
2001年11月，健保署同步推出乳癌、子宮頸癌、糖尿病、高血壓及肺結核健保醫療給付改善試辦計劃，和信是全台第一個使用定額（Bundled）VBP癌症治療的醫院。
黃達夫分享，和信當時跟健保合作乳癌項目，「因為乳癌是我們的大項，我們醫院的乳癌5年存活率93%，高於平均標準。」根據和信醫院統計，院內病人10種癌症的5年平均存活率高達74%，「包括最壞和最好的，肺癌、肝癌等等，台灣多數醫學中心平均是52%，我們高於他們22%；口腔癌算比較不好的，但數字也比台灣平均好。」
為什麼數字會比別人漂亮？
「因為我們是以VBP的形式去做，用全程、全方位治療，而且不斷評估結果，是多科整合的，不是事後才去會診。我照顧一個癌症病人不會只管他的癌症，他可能還伴隨著糖尿病、心臟病問題，肝或腎可能也不好，都要一起考量結果才會好。」黃達夫說。
他強調，其實不是VBP制度有多了不起，「而是你不能說照顧一個乳癌病人，他5年後復發不關我的事，絕對不可以這樣！病人假如活得不健康，你不能說這不是我的責任。政府設一個全民健康法就是為了要增進全民健康，但現在光是第一條就沒做到，都是生病了給你開藥，但一直在疾病裡面循環。」
黃達夫說，台灣的病人會跑來跑去，「但我們的追蹤率超過90%，所以病人就會黏著你啦！」他也很常收到病人的回饋信，每一封病人寫來的信，黃達夫一定親筆回，有些也因此成為多年好友。
受邀回台分享美國「以病人為治療核心」理念
25歲赴美國，50歲時回台，會有VBP制度、以病人為治療核心的想法，黃達夫坦言受美國那段時間的學習影響很大。
「我對民主、自由、公平、人權的尊重看得很重，我是1939年出生的，二次大戰結束我才6歲，最初那段時間是日本人統治台灣，1945年光復後我就進入國小，當初的教科書也都有限制，不鼓勵你追求自己的想法。」黃達夫回憶。
所幸，黃達夫父母對他的管教及選擇志向都相當尊重開明，「我父親本來希望我讀工，但我母親很認同我學醫，我從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讀建中，校長非常好也對我們很自由，我就讀自己想要看的、找資料、找答案。」
1964年台大醫學院畢業後，黃達夫隔年便赴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教學醫院，進行內科住院醫師訓練，1967年赴杜克大學醫院接受內科及血液、腫瘤科專科訓練，2年後即任教於杜克大學醫學院內科。
「去美國後，前面這段時間的教育背景就非常有用，因為美國的教育方式就是這樣，自己讀、發現問題、找答案，非常適合我，所以我在美國很能發揮自己的興趣特長，短時間就達到我想要的境界，到現在還是杜克的永久教授。」
黃達夫回憶，當年他升上杜克大學醫院的永久主治醫師時，問他的老師兼老闆 R. Wayne Rundles期待他做什麼？「他問我想要做什麼，有困難再來找他，是我決定要做什麼，不是他決定我要做什麼。那個環境告訴我，我可以自己發揮要做的事情，他對我從來沒有『不』字，所以我也很不喜歡說『Don't do this』。」
在前經濟部及財政部部長李國鼎的邀請下，黃達夫於1989年返台，1993年至1995年擔任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我跟張忠謀同一個時期，都是李國鼎叫我們回來的，把從美國學到的帶回台灣，李國鼎跟我說，台灣癌症是死因首位，假如沒有做什麼事情的話永遠會是首位。」
在與李國鼎交談後，黃達夫有了進一步的想法，希望在北、中、南、東部設立癌症中心，以台北為總部，每月開會一次決定整個治療方針，再各自發揮，「我寫了一份可行性評估報告後開了一次會議，結果很多人反對。因為台灣是山頭主義，你要把他的山頭拿掉當然反對，所以後來才由辜振甫先生出錢做一個小規模的（和信醫院）。」
不過黃達夫沒有放棄改革的理念，在2009年撰寫「健康照護的根本改革白皮書」給中研院、政府單位，「我去找很多專家來談然後寫出來，那時候翁啟惠還是院長。」不過黃達夫也發現，要上達諸多意見，台灣仍不像美國時那樣自由，「教育部、衛福部、行政院...各部會、各單位都有他的規定。」
黃達夫：和信的下一個30年應走向...
即便無法將理念拓展至全台，黃達夫仍堅守初衷，並落實在和信的每項醫院管理及治療策略，每天工作仍超過10小時、一週有近10個會議要開，每天空檔仍不忘去探視病人......「我是馬不停蹄啦，不像超過80歲的人！」還不打算退休的黃達夫笑說這是他的生活日常。
下一步還有什麼計畫和期許？
「和信已經30歲了初衷都沒有變，我們董事會也很特別，不管企業界、文化界、法律界的董事，很能夠原諒我，對我的支持從來沒有變過，也不會要我說一定要賺錢；到60歲的時候我希望做好預防跟早期治療。」黃達夫說。
他認為，「預防」不只是給病人癌症方面的了解，還要讓民眾不會暴露在危險因子下，「糖尿病50歲以上的在台灣佔了30%，這比例很高，像是禁菸還要搭配運動，都會減少像糖尿病的問題產生，只要不亂吃藥、糖尿病控制好，腎臟也不會弄壞掉，視網膜病變也可以減少。」
黃達夫分享，平日除了在醫院走動，假日也會跟太太一起到大安森林公園健走，「運動會讓心臟功能復原、血管硬化帶來的高血壓問題減少，很多疾病都減少就可以活得更長更健康，這些都是未來30年我們要強化的。」
一路以來跟外界聲音很不一樣，是什麼樣的理念或熱情，支撐黃達夫走到現在？
「我在學生時代做什麼就都自己決定，不是別人幫我決定，做醫生也是自己的決定，要做一個不賺錢的醫生也是自己決定，當然世俗眼光可能會認為做醫生就是要賺錢，這不是我人生主要的目標，雖然我也達到了。」
「醫院假如可以不開最好，不需要看病最好，當然完全不生病這也是不太可能，不過能讓健康的時間延長、躺在床上的時間短，這個社會就會幸福。」黃達夫認為，醫療若能做到全人、全方位、全程、全家這「4全」加在一起，就會很好。
有一雙兒女的黃達夫，兒子承襲他的專業，到哈佛、杜克醫學院讀醫選擇外科，現又跨足大數據，女兒則是念建築設計。一路走來，黃達夫一手創建了符合自己理想的癌症醫院，儼然是外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但他不想獨佔這份勝利，也希望身邊的人能因他的付出而感到幸福。
黃達夫知道，醫生要對抗的是疾病、要照顧的是人，唯有「有溫度」的醫療，才能夠真正打擊病毒、溫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