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拋出私立大學學費補助政策，允諾補助私立大學學雜費，每年每名至少補助新台幣2.5萬元，估計全國有59.1萬名學生受惠。行政院會接著拍板，確定補助金額為3.5萬元。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則質疑，齊頭式大撒幣是最廉價、最偷懶的公共政策。
賴清德競選辦公室透過臉書，認為私校生學費補貼政策之所以重要，是透過補貼縮短公私立學雜費差距，翻轉「逆向補貼」讓教育公平化，因為目前公立學校每年學雜費平均約6.2萬元，私立約11萬元，且就讀公立大學的學生家戶所得較高，長期造成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
近年來，整體勞動所得份額（以受雇人員報酬佔國內生產毛額GDP比衡量）持續縮減所帶來的低薪化與工作貧窮，讓個人高等教育投入的報酬不高，而一般與弱勢家庭因所得過低無力負擔投資未來世代所需費用，對辛苦的中低薪資所得階層極為不公平。
為讀書負債累累，畢業後仍只有低薪工作
其次，台灣高等教育體系已出現階級固化與逆分配效應。在台灣擁有社經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進一流公立大學的機率大過一般與弱勢家庭的學生，公立大學又享有較多國家資源補貼，不僅學費較便宜，較好的高教質量使得未來出路與所得較佳。然而4：6公私學生比結構下，就讀私立大學的學生數不僅較多，又多來自一般與弱勢家庭，通常需要申請就學貸款及同時工讀才得以就學。據人力銀行問卷調查發現：台灣超過六成學生是半工半讀，有四成二背負就學貸款。
在學時期已負債沈重，畢業後迎面而來的卻是低薪工作。難怪「自就學貸款開辦以來，已有5萬多筆因積欠學貸而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的案件數」。而去年爆發的柬埔寨人口販賣事件，受害的年輕人幾乎都是先前已債務纏身，此類事件相信只是冰山 一角。
台灣每位公校生每年平均獲得的公部門補助為新台幣99,972元，私校生只有34,897元，兩者相差近三倍；加上公校生家庭社經地位較具優勢而私校生普遍較弱勢的結構下，國家補助差異無異加深了「逆分配」的效果，使得對一般及弱勢個人與家庭來說高等教育已不再是階級翻身的機會，反而是債務陷阱。畢業後低薪化的勞動市場，一般與弱勢的個人與家庭高等教育投資得不到合理報酬，形成高投資成本低回報的雙重剝削。所以，賴辦提出的私校生學雜費補助，最多只是減輕一般與弱勢個人與家庭的財務負擔，對多數的私校生仍無法享受國家所提供的高等教育機會。
高等教育不再是階級翻身機會，而是「債務陷阱」
依循體制努力前進卻陷入貧窮陷阱，是當前不少台灣青年共同的命運，之所以如此，除了勞動所得份額持續縮減外，政府在高等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不足則是另一個關鍵因素。以2018年國家對於高教體系的投資（見下圖）來看，台灣與OECD國家平均值皆在GDP的1.4%上下，但OECD國家政府平均投入約占GDP的1%，其餘0.4%由個人與家庭負擔，台灣則正好相反，以致政府高教支出占比居OECD國家之末，導致年輕人人力資本形成的重擔落在個人與家庭。
當然，不少經濟自由放任主義者認為大學不是義務教育，而是個人與家庭對未來世代的投資，政府沒有必要對此負責。然而，基於一般與弱勢家庭可藉高等教育讓階級翻轉，減輕階級固化效應，政府有責任改善公部門高等教育支出占比過低的現象，讓高等教育公共化。高等教育公共化不是消滅或兼併私校，而是利用少子化效應將在2028年達到最高峰的契機，訂出高等教育公共化時程，逐步投入更多資源在高等教育上，擴充公立大學的規模，讓年輕人有更多的公立學校選擇機會，翻轉公私學生比，而終極目標是由國家提供質量一致的高等教育機會。
高等教育公部門支出占比過低，反映長期以來，台灣政府角色的退縮，此與執政者背後的意識形態有關。經濟自由放任主義認為，高等教育是個人與家庭的選擇，政府沒有義務提供高等教育機會，只要民間負責提供即可，避免政府壟斷教育機會，藉由競爭，由個人與家庭自由選擇。1980年代小政府與經濟自由放任主義在英美兩國成為政策主流。此時，台灣社會亦在為打破黨國一體資本主義的壟斷而努力，讓政黨政治走向公平競爭的正軌上，遂把民主化（政治自由化）與私有化（或稱公營事業民營化）、鬆綁以及解除不必要管制（經濟自由化）畫上等號，小政府與經濟自由放任主義遂成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主要訴求。
朝野政黨與資本家聯手抑制政府功能
民主化轉型過程中，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台灣政府角色應適度改變，以滿足社會需求，其中建構福利國家是人民所期盼，亦是民進黨建黨初期的主張。90年代全球化下，年輕人面對工作難找，薪水不漲以及愈來愈多的外在衝擊時，國家若以堅實的社會福利制度以及足夠資源協助，就能避免個人與家庭無法維持有尊嚴的基本生活，或被迫接受不合理薪資待遇工作；然而現在朝野政黨均為右派政黨，與資本家聯手以保守財政心態來抑制政府功能的擴張，導致政府只能消極應付人民的責任。
全球化下，需要政府介入以平衡過大的資本力量，以保護民主社會正常運作，我們的政府角色卻反向退縮。我們可由整體稅收以及社會政策支出來看政府角色退縮，2020年跨國資料顯示：OECD國家稅收（包含社會安全捐）占GDP比平均值為33.6%，而台灣僅為18.1%；另一方面，社會政策支出占GDP比率，OECD國家平均值為20.0%，而台灣只有11.0%，台灣兩者不是後段班就是敬陪末座，此現象絕非執政高層喜好吹噓的「輕稅簡政」而是讓財團與有錢階級享受超低稅負，留給台灣青年世代一個低薪，低保障，結構負債，難以成家育兒，以及等在未來的孤老病貧的老年生活。
經濟生產過程所創造的產出由勞方、資方與政府透過市場以及制度進行分配，勞方所得比率就是勞動所得份額。若勞動所得份額過低，政府除了修正制度性的缺失外，還可利用社會政策讓薪資所得階層有足夠消費、儲蓄能力，享受經濟自由，並有能力應付外在衝擊。
根據OECD定義，社會政策包含以下九類：( 1 ) 退休年金，( 2 ) 遺屬年金， ( 3 ) 失能相關福利，( 4 ) 衛生醫療，( 5 ) 家庭政策，( 6 ) 促進就業計畫，( 7 ) 失業給付，( 8 )社會住宅，( 9 )其他，如疫情衝擊下的補貼等。基本上，這些項目觸及到每一個年輕人在生命周期當中必然會有的需求與風險。這些需求與風險，若由個人與家庭承擔，則政府的介入程度乃至社會政策提供必要性也會較低。此時，個人與家庭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通常視相關市場發展狀況，以及個人與家庭的社經地位而定。條件較佳者，可透過金錢等資源向市場尋求服務而得到滿足，條件較差者，若負擔不起市場所提供的服務，依經濟自由放任主義的說法，那是個人與家庭必須承受，不能丟給政府，政府沒有責任要替他們解決問題。
最低維生水準薪資導致人民無力生育下一代
薪資除需支撐基本生活開銷外，薪資所得者也要肩負結婚成家、照顧長輩、養育下一代與儲蓄養老的責任，否則整體社會的再生產循環將告中斷，無法永續。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者曾預言，如果薪資報酬一再「被壓縮」而接近最低維生水準，薪資所得者將無能力生育下一代， 隨之產生人口減少現象。此正是台灣社會的現在進行式。當人口一旦開始減少，勞動力短缺將帶動薪資上漲。此不會發生在台灣，因為不分藍綠因應勞力短缺的方式，都是擴大引進外勞移工，持續壓縮整體薪資水準，造成薪資所得者無能力肩負再生產功能。
對出身一般與弱勢家庭的年輕世代而言，歷來政府不分藍綠皆營造出一個對年輕人不友善環境，讓多數年輕人必須極度努力求生存才得以稍微喘息，讓每個年輕人沒有理由去信任政府，這樣的環境氛圍造成社會撕裂、詐術橫行與政治動盪。事實上，無節制的自由放任經濟造成唯有有錢人才能享有經濟自由，與民主賦予每一個人發聲的權力之間存在永恆的張力，因為一般與弱勢個人與家庭需要更多的政府協助，而支付這些服務需要更多的政府稅收，進而影響到財團與有錢階級的經濟自由。
任何政黨若要吸引與維持年輕世代的支持，它就必須提出一個可以使它的支持者直接獲得好處的政策，更重要它還必須提出新社會最終圖像，而非鎮日幹譙，不端牛肉，只想做一個偷懶的總統參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