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常許多朋友感嘆，難道，一定要出國才有機會嗎？
早期時，台灣人提著一只行李箱就出國談生意，但仍將根留台灣，但現在出走人才的覺悟是，一旦出走，可能就回不來了。一來是，同樣的工作，國外的待遇好太多，二來是，人才在台灣太容易被埋沒。
創新補助只看三年 短期指標扼殺人才
台灣社會追求功成名就者眾，但不注重潛力人才的培養；有才能但缺乏伯樂賞識，只能讓未來大人物遠走他鄉。而這個現象，從政府帶頭開始。
以政府在補助新創產業的標準來看，要提出未來三年的損益平衡分析，評估是否能在短期收支打平才給補助，問題是，許多新創產業都在嘗試新的商業模式階段，邊做邊摸索是必然的，如果政府不重視這個開創的過程，只想用「短期是否能獲利、需用員工人數」做為補助的評估標準，那很多未來可能的神級人物，在一開始就被政府挖的坑給埋了。
政府裡頭，這種人才被莫名其妙打趴的事件頗多，以日前台中國家歌劇院開幕致詞為例，四位台灣政治代表輪番上陣，但苦等不到設計師伊東豊雄上台，雖然伊東豊雄本人表示無所謂，他只想表達對台灣的謝意，但從這點就可以看出，主辦單位在致詞人選安排上，可能還是有諸多的政治考量。
以政客為尊的官僚文化，滋養公部門積習難改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在臉書發表評論：「問題可能不是出在假掰的政客，而是永遠以政客為尊的小官僚。」
有朋友問，為什麼官僚要以政客為尊，是為了升遷嗎？我倒覺得不盡然如此，而是服務政客已經變成一種「習慣」。台灣專業被政治凌駕已久，居然到了見怪不怪的地步。大家多能了解，台灣走到必須改變的境地，但其實，許多人心中根深蒂固地認為這種慣性難以撼動，最近跟一群朋友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join.gov.tw」發動「政府人事改革」的提案，主要希望政府建立「從下而上」的意見管道，回歸「專業決斷」，讓公務員「適才適用」... 等訴求，但獲得支持的聲音薄弱。
其中有個主因，許多人認為這些問題存在已久，要改變非常困難。我認為，如果新政府無法找回文官專業尊嚴、無法在選才制度上創造用人彈性、讓有心人苦無發揮空間，那麼，真正的人才是不會願意替這個政府效力的，他們只會將心力轉而投向他方。
開會流於形式，勇敢發言與負責執行才能改變
台灣不缺乏批判的聲音，但是，卻非常欠缺改變的決心。尤其身在政府，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奇妙的氛圍，開會時總是有許多精采的建言，但實際上，很多聽聽就過了，「議而不決，決而不辦」的事情常有。這種形式上的會議開多了，有些真心想提出建言的專家學者也搖頭，拒絕再參加。
台灣官方會議，常見到外聘的專家學者成群羅列（曾有外聘委員自己戲稱是「2000俱樂部」，因為每次出席都領2000元），提出了許多他山之石的例子、旁徵博引的建議，主持會議的主席表面點頭若搗蒜的下指導棋，承辦人也配合乖乖的聽打會議紀錄，但，其實各懷心事。承辦人即使心裡有話，也很少能就實務面會遭遇的問題勇於發言，於是，一場會議就這樣平和的結束，但真實狀況被掩蓋、待解問題被擱置。
組織文化的保守、公務倫理的潛在束縛，造就台灣做白工的會議一堆，另一方面，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 」也限制公務員勇於發言的可能，第一線人員即使看到上級制定的政策及法規在執行上遇到問題，也很難反映。
捨棄官腔與公文，鼓勵由下而上一起說真話
近日，蔡英文總統在「國家政務研究班 & 高階領導研究班」結訓致詞時鼓勵公務員，勇敢提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想法，她強調「同一張會議桌上，沒有誰大誰小」，柯文哲也說過類似的話：「要學習改進，先決條件是要講實話，不然開會就沒有意義了。」
我相信，如果台灣政府要發生真實的改變，第一步得重新建立「說真話」的文化，否則，我們將在一團和諧及沉默中，逐漸沉沒。民初的「白話文」運動，帶動了華人政治新思潮及近代文化的崛起，而「說真話」運動，或許是現在台灣政府面對老化跟不上時代的組織文化革新，所迫切需要走出的第一步！
而何謂說真話？就是拋開官大學問大的迷思，讓「由下而上」的聲音能被聽見，真心的互相漏氣求進步！這個時代，政府得坦承自己的不足，除了高手在基層，亦有高手在民間，將這些願意將所學所長貢獻政府的人才串聯起來，就會開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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